进人汉代以后，社会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尤其在汉武帝时，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思想领域的一统化，大大加快了战国以来社会民风习俗的大融汇。从此，中国成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物质文化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汉代统治阶层居住在“坛宇显敞，高门纳驷”的宅第中，过着歌舞娱乐、百戏宴饮的享受生活，与生活内容相适应的汉代家具也更加讲究起来。刘歆在《西京杂记》中，就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侧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的描绘。
在江苏邗江县胡场汉墓中发现幅木版彩画，画幅上部绘有四人，墓主人端坐在一榻之上，衣施金粉，体态高大，其余三人都面向左，呈拱手作揖或跪立状。画幅下部绘帷幕，其下有一人坐在榻上，前置几案，案上有杯盘，几下放香熏，侍女跪立榻后;伶人彩衣轻飘，一倒立，一反弓，姿态优美生动;成双成对的宾客皆席坐在地，聚精会神地观赏表演。右边是击钟敲磐、吹笙弹瑟的乐队在进行伴奏。像这幅反映墓主人生前欢乐生活的绘画作品，无疑也是汉代现实生活的形象记录，再现了当时居室生活与家具的真实情况。汉代在“席地而坐”的同时，开始形成种坐榻的新习惯，与“席坐”和“坐榻”相适应的汉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由商周时期的筐床演变而成的榻，到汉代已是日益普及的一种家具，故“榻”这个名称迟至汉代才出现。年，河南郸城出土了一件西汉石榻，青色石灰岩质，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足截面和正面都为矩尺形。榻面抛出腿足，造型新颖，形体简练。在榻面上刻有“汉故博土常山太傅天君坐(榻)”的隶书一行，共12个字。这不仅是件罕见的西汉坐榻实物，更有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个“榻”字。汉榻一般较小，有仅容一人使用、实用而方便的独榻。简单的小榻还称“枰”。根据使用要求和场合的不同，东汉以后，更多的是供两人对坐的合榻，还有三人、五人合坐的连榻。从大量的汉代画像中可以出这些大型的汉榻不会小于卧床。
席坐文化时期，居室内常常采用帷幕、国帐来抵御风寒。到汉代，随着床褐的广泛运用，这一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屏风所替代。屏风既能做到布置灵活、方便，又能改变室内装饰效果，美化居室环境，因此，汉代的屏风成了汉代家具中最有特色的品种。当时的统治者们都竭力追求屏风的豪华，如《太平广记·舒侈)所记，西汉成帝时，皇后赵飞燕挥霍无度，所用之物极其铺张。有一次，她从臣下处得贡品三十五种，其中就有价值连城的“云母屏风”“琉璃屏风”等。这些讲究材质和工艺的高级屏风，已成为当时种珍贵的艺术品。在(盐铁论》中有所谓“一屏风就万人之功”的描述。汉代屏风的最早实物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木屏。该屏风长72厘米，宽58厘米，屏风正面为黑漆地，红、绿、灰三色油彩绘云纹和龙纹，边缘用朱色绘菱形图案。背面红漆地，以浅绿色油彩在中心部位绘一谷纹壁，周围绘几何方连纹，边缘黑漆地，朱色绘菱形图案。屏风系座屏式，虽是一件殉葬品，但真实地展现了西汉初期屏风的基本风貌。
汉代屏风多设在床榻的周围或附近，也有置于床榻之上的。形式除座屏以外，更多的是折叠屏风，有两扇、三扇或四扇折的，金属连接件十分精致。各种屏风与后世的式样并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屏风是流传最久远、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品种之一。
与汉榻配置密切的家具，除屏风以外还有几和案。汉几多见置于榻上或榻前，以曲栅式的漆几最普遍。各种凭几大多制作精良，富有线条感。《释名·释床帐》云:“几，庋也，所以庋物也。”“庋”即“藏”，故知汉几的功能不断得到扩大，有时还可以用它来放置东西，犹如案一样摆放酒食，甚至供人垂足而坐。另外，在朝鲜古乐浪和河北满城一号西汉墓中出上的漆凭几，几足可作折叠，可高可低，根据需要可加以调节，其设计之巧妙，构造之科学，对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
汉代家具中常见的案，在规格、形制和装饰方法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除漆案以外，还有陶制和铜制的，品种有食案、书案、奏案等各种类别，从各方面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至于汉代是否有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但从汉代一些画像砖和壁画等图像中，已经看到一些功能和形式都近似桌的家具。
综上所述，居室生活处在“席坐"向“坐榻”过渡的汉代，家具的品类和形式不断增多，功能也进一步得到改善和提高。这一时期的家具，虽然依旧形体低矮，结构简单，部件构造也较单，在整体上仍保持着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风格和特点，但家具立面的形式变化较丰富，榫卯制造渐趋合理，为增进家具形体的高度奠定了良好基础。汉代家具在继承先秦漆饰优秀传统的同时，彩绘和铜饰工艺等手法日新月异，家具色彩富丽，花纹图案富有流动感，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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