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研习社
研习君语春秋战汉时期，是中国的历史上的大分裂与大一统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诸侯混战与中央集权的历史时期，久分必合，是这一历史阶段的大势所趋。不管是春秋战国的分裂割据，还是秦汉的全国一统，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与变革，直接带动了家具的繁荣与发展，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同时，漆工艺的广泛应用以及技术高超的名工巧匠的不断出现，使得家具在制作水平和使用要求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迎来中国漆木家具的全盛。-FURNITUREMAINTENANCE-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席与床是当时室内的主要陈设家具，人的一切活动围绕床榻展开，而与这一情形相适应，低矮型家具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具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巨大，生产工具的进步及高度发达的髹漆工艺，为漆木家具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两千年漆木家具的真正肇端。春秋战国的家具以楚国的漆木家具为典型代表，成为我国漆木家具体系的主要源头。特别在楚国，漆木家具广泛应用，迅速使家具品类增多，质量提高。漆木俎战国中晚期（距今约年）陈腥牲器，九连墩2号墓出土楚式家具品类繁多，各式的俎案、精美绝伦的漆案漆几、具有特色的小座屏、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床……楚式家具有绚丽无比的色彩，浪漫神奇的图案，以龙凤云鸟纹主题，充满着浓厚的巫术观念。楚式家具作为一种工艺美术的早期形式，其简练的造型对后世家具影响深远。战国彩绘漆俎，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漆木俎战国中晚期（距今约年）进食器，九连墩2号墓出土春秋彩绘漆俎湖北当阳赵巷四号楚墓出土漆俎是春秋战国时期家具的经典造型，在战国楚墓中有时一次出土就多达几十件，说明该品种自商周以来已达到成熟的阶段。俎，有虞氏时称“梡”，夏后氏时称“蕨”，商代称“棋”，周代称“房俎”。战国黑漆朱色卷云纹俎，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一件战国黑漆朱色卷云纹俎，其两端各有三足，足下置横跗，长99厘米，宽47.2厘米，高23厘米，规格比一般漆俎大得多。这件大型的漆俎，考古界有人认为就是房俎，可能是当时俎的一种新形式，已与漆案渐渐接近。这也许就是以后俎很快被几、案替代的一个重要原因。战国漆禁，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先秦时代的漆禁与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禁已经有较大的差异，如河南信阳一号楚墓出土的漆禁，其禁面浮雕凹下两个方框，框内有两个稍凸出的圆圈圈口。出土时，在禁的附近发现有高足彩绘方盒，其假圈足与此圆圈可以重合。这说明，禁的使用功能不断扩大，造型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无论在实用性还是装饰性上，先秦时期最富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家具是漆案和漆凭几。《考工记·玉人》载“案十有二寸，枣粟十有二例。”可见春秋战国时，案的品种分门别类，已日趋多样化，并且多与“玉饰”有关，是一种比较新式的贵重家具，因此大多造型新颖，纹饰精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漆案和河南信阳楚墓出土的金银彩绘漆案，皆是这类漆木家具中最优秀的典范。彩绘漆案西汉（前~25)，年江陵龙桥河1号墓出土漆木矮足案战国中晚期（距今约年)，盛食器，九连墩2号墓出土漆木案战国中晚期（距今约年），陈食器，九连墩2号墓出土战国黑漆朱绘鸟足漆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春秋战国的漆几，有造型较为单纯的H形几。这种几仅采用三块木板合成，两侧立板构成几足，中设平板横置，或榫合，或槽接，既有强烈的形式感，又有良好的功能效果。较多见的是几面设在上部，两端装置几足的各种漆几。根据几面的宽狭，又可分为单足分叉式和立柱横跗式两种类型，立柱横跗式的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制。漆木几战国中晚期（距今约年），安体器，九连墩2号墓出土战国黑漆朱绘回旋纹几，长60.6、宽21.3、高51.3厘米战国各式漆几在湖南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的漆几，几的两端分立四根柱为几足，承托几面，直柱下插入方形横木中，同时另设两根斜档，从横跗面斜向插入几面腹下，使几足更加牢固，形体更加稳健。战国漆几，湖南长沙刘城桥一号楚墓出土这些先秦时期漆凭几的造型和结构，都足以使我们看到先秦漆木家具在不断创新发展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春秋战国的漆木家具还有雕刻、彩绘精美的大木床，工艺构造精巧、合理的框架拼合折叠床，双面雕绘、玲珑剔透、五彩斑斓的装饰性座屏，以及各种不同实用功能的彩绘漆木箱等。它们无一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漆木家具的优秀实例，是中国席坐时代居室文明的重要标志。战国木床，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床形实物。该床长mm，四周立有围栏，两侧留有上下口，床面为活动屉板，有六只雕刻的床足，通体饰有髹漆彩绘。可见战国时漆木家具的品种和装饰，均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床的出现，使人类的生活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国折叠床，湖北包山楚墓二号大墓出土战国折叠床（复制品），湖北包山楚墓二号大墓出土这是已知考古发现最早的折叠床。它的结构大体上分为床身，床栏和床屉三部分构成。每半边床身分别由床档、床枋、档枋连绞木等组成。此床设计巧妙，通过简单的拆卸折叠即可缩小四分之三的体积，便于移动或者存放。战国漆衣箱，年湖北随州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此箱为长方形，箱盖隆起，箱盖箱底四周有把手，可合在一起。箱身黑漆红纹，非常精美，反映了当时漆工艺的水平。战国彩绘凤鸟纹木雕漆座屏，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随着战国初期鲁班、木工七部的出现，战国的围栏大床和刳制而成的较大矩形箱子得到运用。而木工工具也在这个时代发生变革，家具的制作也有了质的飞跃。主要表现在：造器具的使用和各个工种的分化，产生了规、矩、悬、水平、绳索等测量器；搭接、榫（sǔn）结合的燕尾榫、凸凹榫、格角榫开始较合理地运用。到了秦汉时期，生产力发展迅速腾飞。在继承战国漆饰的基础上，漆木家具进入全盛时期，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装饰工艺也有较大的发展。秦汉时期家具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汉代以后，出现了一个长盛久安的新局面，尤其在汉武帝时，无比强大的国力和思想领域的一统化，迅速加快了战国以来社会民风习俗的大融会。从此，中国成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物质文化在历史的基础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汉代时期，在“席地而坐”的同时，开始形成一种坐榻的新习惯，与“席坐”和“坐榻”相适应的汉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由商周时期的筐床演变而成的榻，到汉代已是日益普及化的一种家具，故“榻”这个名称迟至汉代才出现。西汉石榻，河南郸城出土年，河南郸城出土一件西汉石榻，青色石灰岩质，长87.5厘米，宽72厘米，高19厘米。榻足截面和正面都为矩尺形，榻面抛出腿足，造型新颖，形体简练。在榻面上刻有“汉故博士常山太傅天君坐榻”隶书一行，共十二个字。这不仅是一件罕见的西汉坐榻实物，而且更有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个“榻”字。汉榻一般较小，有仅容一人使用的，也有多人使用的。东汉以后，更多的是供两人对坐的合榻，还有三人、五人合坐的连榻。席坐文化时期，居室内常常采用帷幕、围帐御风寒、作遮挡。到汉代，随着床榻的广泛运用，这一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各种形式的屏风所替代。屏风既能做到布置灵活，设施方便，又能改变室内装饰效果，美化环境，因此，汉代的屏风成了汉代家具中最有特色的品种。南越王墓出土屏风复原图汉代屏风的最早实物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彩绘木屏风。该屏风长72厘米，宽58厘米，屏风正面为黑漆地,红、绿、灰三色油彩绘云纹和龙纹，边缘用朱色绘菱形图案。背面红漆地，以浅绿色油彩在中心部位绘一谷纹璧。周围绘几何方连纹，边缘黑漆地，朱色绘菱形图案。屏风系座屏式，虽是一件冥器，但真实地展现了西汉初期屏风的基本风貌。彩绘漆屏风西汉（前~9），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彩绘漆屏风西汉（前~9），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汉代屏风多设在床榻的周围或附近，也有置于床榻之上的，形式除座屏以外，更多的是折叠屏风，有两扇、三扇或四扇折的，金属连接件十分精致。各种屏风与后世的式样并无多大差异。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屏风是流传最久远，最富有民族传统特色的品种之一。东汉画像石中居室生活内采用的折叠屏风，山东诸城出土与汉榻配置密切的家具，除屏风以外还有几和案。汉几多见置于榻上或榻前，以曲栅式的漆几最普遍。各种凭几大多制作精良，富有线条感。《释名·释床帐》云：“几，庋也，所以庋物也。”“庋”即“藏”，故知汉几的功能不断得到扩大，有时还可以用它来放置东西，犹如案一样摆放酒食等，甚至供人垂足而坐。汉曲栅式雕足漆案，江苏连云港唐庄汉墓出土西汉彩绘漆案，江苏扬州西湖乡胡场出土西汉漆案及餐具，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汉代各式漆几漆案图汉代家具中常见的案，在规格、形制和装饰方法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木制家具上髹漆，是春秋以后出现的新工艺，到西汉时非常流行，成为汉代家具的主要特征，纹饰图案以云气纹、几何纹为多，线条流畅、变化多端。除漆案以外，还有陶制和铜制的，品种有食案、书案、奏案等各种类别，从各方面满足了社会的需要。西汉漆案及纹样图，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秦汉时期的家具，虽然依旧形体低矮，结构简单，部件构造也较单一，在整体上仍保持着古代前期家具的主要风格和特点，但家具立面的形式变化较丰富，榫卯制造渐趋合理，这些，都为增进家具形体高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代家具在继承先秦漆饰优秀传统的同时，彩绘和铜饰工艺等手法日新月异，家具色彩富丽，花纹图案富有流动感，气势恢弘，这些装饰，使得汉代家具的时代精神格外鲜明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出现了一种可供垂足面坐的胡床，即现在所称之“马扎”。据《后汉书·五行志》：（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京师贵戚，皆竞为之。由此可知，在东汉晚期，“胡坐”即垂足而坐，已启日后流行高型家具的先声，中国家具的高型发展，于此初现端倪。那么，中国人是如何从汉代的低矮型家具坐起来的呢？我们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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